黄永玉是一棵艺术殿堂的常青树，他今年已经99岁高龄，仍然葆有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在过去的岁月里，他创作的版画“春潮”“阿诗玛”曾轰动了中国画坛，他设计的猴票家喻户晓。他不停地写文、作画，却始终谦逊。在故乡的怀抱里，他就像是一个老顽童，守着一寸土，活成一轮月。

　　黄永玉热衷于画荷花，自称“万荷堂主”。他评说，古人称赞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其实，淤泥与荷花有血缘关系。“淤泥”者，泡水之沃土是也，无淤泥焉有荷花。“奶大了而忘了娘，不是为人之道。”此爱莲之说令人深思。

　　漂泊生涯的起点

　　1924年，黄永玉出生在湖南常德，几个月后，父母将他带回凤凰老家。黄永玉的父母是凤凰第一对自由恋爱的新式夫妻，他们分别担任男校和女校的校长。毕业于湖南省第二师范的母亲杨光蕙有很多新的风尚，在凤凰城里她是第一个剪短发、穿短裙的女性，而且还敢带着学生跳现代舞。父亲黄玉书会画画，爱音乐，能弹一手全凤凰独一无二的风琴。在父母的熏陶下，黄永玉从小就喜欢艺术。80年前的凤凰是湘西地区最繁华的小城，也是一座充满艺术气息的小城。父母和凤凰城天然而成的艺术气质就这样一点一滴地融入到了黄永玉的血液之中。

　　黄永玉在这诗意闲适的小城里无忧无虑地生活了12年。然而好景不长，曾在凤凰城显赫一时的黄家开始中落。祖父黄镜铭过世，父亲黄玉书也不再担任校长的事务，一人远赴外地谋生，并将黄永玉托付给即将赴厦门集美学院工作的堂弟。这一别，不仅成了与父亲的诀别，直到1943年父亲因病去世，这对因战争失去联系的父子再没见过面，也成为黄永玉漂泊生涯的起点。

　　集美是由华侨陈嘉庚创办的，上世纪30年代全国师资最好的学校。1936年，黄永玉成为集美的一名学生。在这里，他开始接触更为广阔的世界。他最喜欢的就是集美学校占地六层的图书馆，每天都要去那里读书，还常常因为图书馆中午关门而被锁在里面。在集美的这两年里，他基本翻遍了图书馆所有书。

　　集美里有一个毕业于中央大学美术系的朱成淦先生，他成了黄永玉正式的美术教师。在他的帮助下，黄永玉参加了野夫负责的东南木刻协会，并按照野夫写的一本《怎样学习木刻》的书，开始了一生中最早的艺术实践。很快，黄永玉从木刻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与兴奋，他开始临摹投稿。这是他和美术真正结缘的开始。

　　然而，黄永玉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好学生”。少年的他生性顽皮，在集美期间就留级五次，他自己笑称“前后的同学就有几百人”。一次，集美学校的学生与当地的孩子发生了冲突，而在冲突中担当了主力的他受到了学校的处分，15岁的黄永玉决定离开学校，再次开始了一个人的漂泊生活。

　　离开集美后，为了谋生，黄永玉来到德化一个瓷场做小工。德化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山城，在历史上，却是著名的瓷器产地。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那些还没有烧制的陶胚上画上一些花花草草。这对于黄永玉来说，是一个充满乐趣的创作。抗战期间，美术青年们组织木刻、漫画学习小组蔚然成风。黄永玉也积极组织和参加木刻小组，坚持木刻创作。1939年，在朱成淦先生的推荐下，黄永玉的木刻作品《下场》发表在福建永安宋秉恒先生主持的《大众木刻》月刊上，15岁的他得到有生以来第一笔稿费。离开瓷场后，黄永玉做过战地服务团团员、学校教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和大多数的美术青年一样，揽着木板和刻刀，到处流浪，不停地认识新朋友，又不停地离别。

　　1942年，因为逃避战乱，19岁的黄永玉来到了江西的信丰。在这里，他邂逅了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爱情。信丰是一个距离赣州不远的小县城，黄永玉在民众教育馆里找到了工作，碰巧广东姑娘张梅溪也因战乱来到了这里。张梅溪的父亲是一位很有钱的将军，她在家庭的影响下从小就酷爱艺术和文学。当时年轻漂亮的张梅溪有很多追求者，然而最终她选择了会吹小号和会刻木刻的黄永玉。

　　尽管赢得了姑娘的爱情，但这个穷且漂泊的流浪汉却没有得到张梅溪家人的认可。他们把张梅溪关在家里，也不让她回信。外表柔弱的张梅溪作出了一个她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跟黄永玉私奔。结婚后，两人在《赣州日报》登了则结婚启事，算是对张梅溪的家庭作了个简短汇报。当年毅然决然的选择，在今天看来，无疑是张梅溪人生中最正确的重大决定。60年来，两人不离不弃，从南到北，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历经风雨亦历经苦难，爱情始终如一。

　　一张“猴票”名满天下

　　1947年，黄永玉在上海参加了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从事创作活动与木刻运动。那时，上海左翼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声势高涨。和大多数的热血青年一样，黄永玉也一起加入到了这场“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大游行的洪流中。他和其他的一些木刻家躲在一间小屋里，创作特殊的地下传单。在一些前辈画家和楼适夷、臧克家等人的提携与鼓励中，黄永玉的木刻技巧有了很大的进步，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风格。1948年，黄永玉的作品在“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在上海的一次展览中展出。

　　然而，参加了左翼运动的黄永玉，为了逃避迫害，1948年不得不离开上海远赴香港。在这个陌生而充满竞争的城市，他一边给电影公司写剧本，一边坚持刻木刻。在萧乾等人的帮助和爱情的滋润下，他的艺术灵感也随之奔涌而出，24岁的黄永玉在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举办了他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个人画展。

　　1952年，大陆沉浸在刚刚解放的喜悦中。黄永玉听从了表叔沈从文的劝告，于1953年2月与妻子张梅溪抱着7个月大的儿子从香港来到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科任教。住进了美院这个大杂院里，他们结束了长期的漂泊，至此似乎应该安定下来了。

　　1956年，黄永玉的木刻艺术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创作了中国版画史上的经典之作《阿诗玛》，轰动了中国画坛。黄永玉以美丽的撒尼族姑娘为原型，用十幅木刻讲述了阿诗玛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与崇尚用黑白两色的传统木刻画不同的是，他大胆添加了丰富的色彩。这是中国版画史上创新的一页，那一年他才32岁。也许是受到这一次创作的启发，黄永玉的中国画也慢慢形成了水彩与水墨结合而相得益彰的一种新风格，而后他又开始学习国画。

　　1966年3月，在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而在此之前，黄永玉一直呆在那里搞“四清”运动。闲闷之余，他写了一些“动物短句”来消遣时光。一位同去的朋友看了觉得很有意思，甚至笑不可抑。也就在这一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中央美术学院也未能幸免，学院的门口挂出了一张颇有份量的大字报，内容是揭发黄永玉在邢台写的“动物短句”。其中有一只飞蛾说了一句：人们，记住我的教训，别把一盏小油灯当作太阳。让他意外的是，那位笑不可抑的朋友站在大字报前微笑着说：“你这是攻击革命领袖”。

　　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80多个“动物短句”成了黄永玉沉重的十字架。一位艺术大师的黄金岁月就这样被无情掠夺。因为这张大字报，黄永玉遭遇了第一次毒打。受“四人帮”鼓动起来的外来造反学生，到中央美院来看大字报后，决心要通过触及永玉的皮肉来触及永玉的灵魂，当众对他进行一番羞辱，用皮鞭抽打他。黄永玉任他们打，不叫喊，不求饶也不挣扎，背上的血把衣都浸透了，他仍默默记着鞭子落下的次数，224下。那是一个暗无天日的年代，但在牛棚里的黄永玉坚守着内心的光明，信奉着自己的真理，他坚信“不是这样的，将来不会永远这样的。”

　　“文革”十年的风雨，让黄永玉遍尝人间的冷暖悲欢。漫长的苦难如同一出戏剧，让人遗憾的是所有的人都付出了光阴、生命、血、眼泪，还有青春和梦想的代价。终于盼到神州大地雨过天晴之后，一度被摧残得百花凋零的艺术之花重新恢复生机。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的是，黄永玉在“文革”后不久就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不论艺术理念，还是创作手法，都有了相当大胆的突破。

　　1979年，黄永玉的学生——国家邮政总局前总设计师邵柏林到黄永玉家邀请他设计“猴票”。为了纪念刚刚逝去的小猴，黄永玉当即允诺，一只充满灵性、活泼可爱的“金猴”便跃然纸上。后来，邵柏林根据他的画稿做邮票的后期设计。1980年2月15日，名为“庚申年”猴票的中国首枚生肖邮票就这样诞生了。第一枚生肖邮票的诞生，也就是新中国第一个邮票神话的开始。走过那段泥泞的岁月，黄永玉又重新焕发了生气，进入创作的高峰期，足迹遍及木刻、雕塑、绘画和文学等多个领域。

　　不老的“万荷堂主”

　　在黄永玉的绘画题材里，荷花是一个颇具风格的主题，一个耀眼的主角。对荷花的偏爱，源于小时候外婆家的荷花塘。那时，犯了错误的他为了躲避大人们的惩罚，一个人躲到荷塘，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观察荷花。“文革”期间，他也常常骑着自行车去公园画荷花，只为在紧张的氛围中得到舒缓。

　　自古以来，文人笔下的荷花都体现淤泥而不染的品格，这种品格往往以淡墨挥洒来表达意境和情境。但黄永玉的荷花没有孤傲于世的清高，而是绚丽的色彩和灿烂的气质。出于传统的审美习惯，人们更容易接受清雅水墨风格，于是，黄永玉笔下的荷花也引来一些争议。对此，他曾开玩笑说：“荷花从哪儿长的，从污泥里面长的，什么是污泥呢?就是土地掺了水的那个叫做污泥，是充满养料的那种土。从土地母亲那里长出来的，回头再来骂它是污泥，这叫忘本。朱敦儒说‘出污泥而不染’，这只是某种情境下的说法。”

　　然而，黄永玉对荷花的喜爱仅凭借绘画无法满足。1997年，黄永玉在京郊建起了一件巨型艺术作品，占地八亩的“万荷堂”。在这所大宅院里，他大面积地种上了荷花，“万荷堂”也因此得名。为了搜集齐荷花品种，他可谓花费心思。据说荷花池内的荷花，近者出自颐和园、圆明园，远者则来自洞庭湖、大明湖、荔湾。

　　“万荷堂”是一座仿古建筑群，亭台楼阁、回廊、照壁都按照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建造，但内部空间是各种现代艺术的杂陈，可谓中西融合。不仅建筑格局，屋内的桌椅、壁炉和吊灯也全部都是黄永玉一手设计的。“万荷堂”里随处可见黄永玉的奇思妙想。在厨房门口，一副对联已经斑驳：蔬菜瓜果新新鲜鲜，鸡鸭鱼肉香香喷喷。而悬垂的沙袋上写着几行小字：“随便闯入者、偷盗者、折花果者、撞骗需索者、乱翻东西者”，旁边是一个醒目的大字“揍”。这些主人的手书，语言幽默，妙趣横生。

　　如同黄永玉不仅是一位画家一样，“万荷堂”也不是一座简单意义上的住所，而是这位卓而不群的艺术家平生最大的一件艺术作品。迄今为止，他在凤凰城、北京、香港和意大利四处拥有住宅五所。对于为什么喜欢造房子这个问题，黄永玉说，“其实建筑也是艺术，房子盖成什么样，和画一幅画花费的心血一样多。房子的形式比画大得多，我可以把许多朋友带进我的作品中。”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黄永玉涉猎广泛，在很多领域都有造诣。当大家说他是个全才的时候，他却笑着说他喜欢的是文学。

　　对于一生的四大爱好，他给它们的排位一是文学，二是雕塑，三是木刻，四是绘画。黄永玉虽以艺术家著称，但他与文学的渊源颇深，并在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不同文学体裁方面，均有突出佳作。散文集《比我老的老头》、游记集《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文与画《永玉六记》，为许多读者喜爱。10年前出版的《比我老的老头》5个月内加印5次，成为当年最畅销的文艺书之一。他把文学比喻成乐器中的钢琴，它的表现力最全面、最具感染力，他说画画、雕塑时不会大笑，但写作写到得意处时，自己会哈哈大笑。

　　黄永玉的文字诙谐幽默，朴实无华，用活泼生动的语言，将生活中的感悟深入浅出地写出来，别具一格。虽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缺点恰好成为它的风格：天马行空，自由自在。而他也把他的文以小鸟作比，“飞在空中，管什么人走的路。有过程，无章法，即是局限，也算是特点。”

　　例如，《永玉六记》中《罐斋杂记》的动物短句。他为刺猬画像的配文是这样的：“个人主义?那干吗你们不来团结我?”对河蚌则是：“软弱的主人，只能依靠坚硬的面。”对一群大雁的心灵独白是：“欢歌历程的庄严，我们在天上写出‘人’这个字。”这些短句，无一不是他的思考片断、艺术才华、人生睿智的体现。“幽默”与“机智”，构成他的叙述风格中他人无法模仿的个性特色。

　　黄永玉开始文学创作几乎与开始木刻创作同时。四五十年代，他就在上海的《诗创造》、香港《大公报》等刊物发表过诗歌和游记。此后，虽断断续续却从没停止过文学创作。如此算来，他的文学道路迄今已近70年。

　　2013年9月，黄永玉60年时间写就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133幅他创作的手绘插图，还有专为读者设计的珍贵书票。首发式上，“一个老头要到95岁，脸上身上都长了青苔时才出来这部书，这既是一个喜剧，也是一个悲剧”，90岁的黄永玉，白衬衫、牛仔裤、一支不离手的烟斗，悠悠然地说起这部小说的创作。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是黄永玉自传体长篇小说，中间数次停笔，至今已写了十几年。书中的主人公“狗狗”，原型就是他自己。朱雀城，就是凤凰城。小说描写的是作者生活过的故乡湘西，一座充满传奇故事的城池。

　　对于文学创作，黄永玉不喜欢别人提到一些诸如“意义”“理想”之类形而上的问题，他没有很大的理想，也没有一种所谓的伟大意义的尝试，他写作的方式就是随心所欲，用文字表达思想的奇妙快乐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快乐。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黄永玉计划写三部。第二部写抗战时期，第三部写到“文革”以后。现在已经进入第二部“八年抗战时期”的创作。这位一辈子要和书籍打交道的90岁老人叹息到，“不晓得写不写得完，写不完就可惜了。”

　　一路唱回故乡

　　“岩板铺的路，小是小，比羊肠小道略宽一点，却是本乡子弟，到世界哪个地方去迈出门槛的第一步。”黄永玉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开头里写到。

　　几乎每一位艺术家都有深埋在心底的精神家园。而对于黄永玉来说，湘西凤凰古城便是他挥之不去的乡愁。12岁离家，一生漂泊在外，但他从没忘记养育他的故乡。

　　他这样说过：“我有时不免奇怪，一个人怎么会把故乡忘记呢?凭什么把它忘了呢?不怀念那些河流、那些山冈上的森林、那些植物覆盖着的水井、那些透过嫩绿树叶的雾中的阳光、你小时的游伴、唱过的歌、嫁在乡下的妹妹……故乡是祖国在观念和情感上最具体的表现。你是放在天上的风筝，线的另一端是牵系着心灵的故乡的一切影子。”

　　提起湘西，没有人不知道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这个沈从文笔下“浪漫与严肃、美丽与残忍、爱与怨交缚不可分”的“边城”，同样也滋养了艺术大师黄永玉。故乡在黄永玉的思绪里不只是记忆和留恋，而是一种艺术上的必不可少的想象，不断为他提供创造力的源泉。他的《一路唱回故乡》《火里凤凰》等文学作品都流露出对家乡的思恋。自传《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更是记载了他在凤凰生长的点点滴滴。

　　黄永玉身上有着率直与旷达的性情，而这正是养育他的湘西所赋予的。他自称为“湘西老刁民”，但这不是自嘲，而是来自内心的自豪。

　　与人谈及家乡时，他无不充满着赞美之情，一直致力于向外界推介凤凰。如今的凤凰城随处可见黄永玉的痕迹。古城文化广场上那只振翅欲飞的铜铸凤凰是他设计的，已成为凤凰古城的旅游地标;就连家乡出产的酒鬼酒，古拙别致、妙手天成的陶瓶，也是他设计的作品。

　　他的艺术，他的性格，有着更多丰富的、复杂的内容，有待进一步地认识与挖掘。他还充满活力，他还潇洒地走着，他依然还充满着变数。这给我们认识他、理解他带来了难度，但更带来了新鲜、刺激和快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深化的可能。在我们的这个时代，他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家，一个难得的有趣之人、性情中人，一个用艺术、用文学、用人生故事不断带给人们惊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