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翔,地地道道的天津人,上个月刚在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凭借首次展出的《新清明上河图》斩获新摄影年度大奖。这组长达25米的新片耗费了戴翔近三年的时间细心“打磨”,这次的首次亮相不仅引起了摄影界的围观人潮,也引起了媒体界的争相报道,一如他的上一组《新雷锋故事》一经出炉就引发各界讨论。
关注当下社会现象一直是戴翔创作作品的核心。自他的上一系列作品《新雷锋故事》以来,戴翔的摄影中利用摆拍的方式将当下发生在现实社会中的新闻事件凸显地异常荒诞。再到今年刚刚完成的《新清明上河图》,“荒诞”的冲击力更是强烈。“清明上河村别署88万/㎡起”、“我爸是李刚”、“包小姐、“求包养”等近40组,约900个人物,近些年发生的新闻热点事件,被戴翔以并置的手法安排在了这幅北宋风俗画中,让这幅本以描绘北宋汴梁清明时节繁荣景象的手卷变得“五味杂陈”。戴翔说做这组作品是对上一组《新雷锋故事》思路的延续,也是在探索从更多维度对现实感受的表达。
这位打小上少年宫,本科研习国画的艺术家并没有沿着顺当的轨迹走下去。在本科期间就对摄影产生兴趣的戴翔,毕业后到央美摄影与数码媒体工作室进行研修。戴翔很严谨。目前为止对外发布的作品只有这两组,他说其他作品还不成熟;新作品在连州一经展示,很多媒体都打电话询问采访,但“很多都是社会版的记者当热点事件报道,而非关注作品本身”;除了应对闻风而来的各种媒体,也正在接洽各种国内外展览邀约。
《新清明上河图》的背后
记者:《新清明上河图》给我一种荒诞的感觉,看有的媒体报道中写你并置了40组新闻热点事件。
戴翔:将近40组,最开始计划是70多组,后经提炼和筛选,删减了。我会选择一些曾经发生过的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能反映不同层面的,并使用个人的方式进行处理与表现。
记者:在安排新闻热点入画的时候,有哪些摆放讲究吗?
戴翔:首先,这个作品不是为了热点而热点,热点或某一事件只能是你的创作素材,是你关注事件背后的一个方向和角度。它一定是从你的经验和感知出发。画中的人物和事件之间是一个并置、共生的嵌入。
记者:那素材对应到北宋原画的位置上有讲究吗?
戴翔:会有一些转换依据的考虑。之前也对原画做了一些案头工作。你想要表现的某一层面的话题镶嵌进画面,并能和原始文本有所转换会更有意思,前提在适合你的改编前提下,为你所用。
记者:能具体举个例子吗?
戴翔:比如画面最左边的“成人保健”店的那个场景,原画上那原来就是一个医馆,我对它进行了一些置换植入,同时也为创作的语境转化提供一些来源依据。
记者:我们知道北宋的《清明上河图》分三段描绘了汴梁从郊区到城市的一些繁荣景象,你的这件似乎并没有太脱离原画的结构。
戴翔:对,这个作品大的结构还是以宋本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蓝本,但创作出发点是以现实为依托立足当下,置换了时间与空间。
记者:你在里面自己扮演90多个角色,差不多是总体人物数量的1/10。你自己挑选扮演角色有什么标准吗?
戴翔:我自己在画面中扮演了90个左右的古今不同的社会角色和画面事件的核心人物。比如城管、警察、记者、开发商、乞丐、富人、穷人、死人、精神病患者、农民工、算命的、嫖客、法医、古代书生、普通百姓等等。我在画面里充当了一个旁观者和当局者。
记者:每个事件都会扮演两个角色吗?
戴翔:不一定,从创作需求来考虑。
记者:你怎么看待自己扮演不同角色?
戴翔: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在不同时期和环境下都会存在角色互换。我进行了自我虚拟。
记者:比如你决定拍警察,你们是在工作室里面,在影棚里摆好姿势,咔碴一张就行了吗?
戴翔:我会提前有一个草图的安排,让我的助手涉及到拍我的时候告诉他一下我要一个大概什么样感觉的角色,一个角色的造型得拍个二三十张,然后根据我画面需求选择最佳方案。
记者:还有一个细节,在之前你接受一家纸媒采访时,您谈到两年半的时间里面你拍这组片子花费了八万多元。
戴翔:其实我不太愿意谈到花了多少钱的问题,几年的时间成本计算的了吗?那只是个概数,只是有媒体问,我才有个粗略估算的回答,很多隐性成本和硬件的花费都没有计算在内,而且有些事情也是无法计算的。
雅昌艺术网:所以作品中的场景都是找外景拍摄的吗?像横店有一处是清明上河图的场景。
戴翔:首先这是一个纯主观的作品。因此所有现成物都不可能适合你的创作需求。我在创作前期通过网络搜索并查找了一些地方,并亲自走访,但最终很多东西还是使用不了的,也就是做了一些素材的收集。
记者:我发现你的作品中的场景都是俯视,需要占到一定高度去拍摄才能完成,里边房子、船、树是俯视的,是不是得将设备架高到一定高度能能完成拍摄?
戴翔:我必须在一定的视角下处理所有的问题,还要考虑到视角、透视、光线、色彩等因素。人和景都要分别处理,人是在有挑高的摄影棚里完成,景是利用了部分模型和实景混搭。
面对他者之言的清醒
记者:新作品如果以历史为纵向对比的话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你借助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如果做同类对比的话很多人看见你的作品会联想到2000年王庆松拍的《老栗夜宴图》,他也是借助了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如果按照“摆拍”的线索找的话,也有“艺术摄影之父” 奥斯卡·古斯塔夫·雷兰德在1857年拍摄的《人生的两条路》。有人问过你,你的这种摆拍跟前人所摆拍的有什么区别吗?
戴翔:我个人是这样理解,任何一个对文本的挪用或某种工作方式早已不是专属某一个艺术家,纵观艺术史或摄影史的脉络,并不为少,它就像写文章,都会使用最基本的元素,笔、纸,以及语言的修辞手段,都会利用这些硬煤介或软媒介,关键是你能不能写出自己的话。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讲,能不能根据你的感知以及你所处的时代,用你的视角、态度以及方式处理你所关心和面临的问题。
记者:像《新雷锋故事》也是一种摆拍,我好奇的是你为什么选择《清明上河图》?可能跟你关注的题材相符合的载体有很多。
戴翔:这取决于我的创作需求,自然也有上一部作品思路的延续性,《新雷锋故事》之后我一直想拍一个大体量多维度的作品,演绎一个关于中国当下社会现实切片的长卷,并寻求一种传统和现代的的结合方式,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风俗画卷,它本身具备我要创作的框架与背景信息,适合我对当下的社会现实的互动改编,另外我在大学期间主修专业就是中国画专业,曾临摹此画,也有一定的情结。
记者:从《新雷锋故事》结束到你开始正式创作《新清明上河图》中间也有四年的时间,这是一个寻找出口的过程吗?
戴翔:是一个积累和思考以及实验的过程,在寻求结合方式。
记者:七年你才出了这么一张作品。我们知道国内的摄影其实主要还是依赖海外市场。这四年都是拿工资养你的作品吗?
戴翔:《新雷锋》之后也做了其它作品,各种原因没有公开展示。至于生活上,我可以有一个相对的独立性和时间的自由度,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有自己正式的工作,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时也和画廊有一些合作。所以说我不用太考虑市场压力,只要干你自己想干的就好,从创作者角度说具备一定的独立性。
记者:从三年前决定拍《新清明上河图》到现在这么多媒体来采访你,感觉自己有变化吗?
戴翔:变化不大,很清醒。唯一欣慰的是自己坚持做了一件事,终于把它完成了。其实一个作品做完了,你就归零了,一切从头开始。创作这个事是持续性的,要走的路还很长,后面才是关键。
创作的核心是出发点
记者:我很好奇,本科你读的是东方文化艺术系,为什么后来却研修了摄影专业?
戴翔:我一直以来仅是利用摄影做媒介,或者说媒介的使用具有阶段性。我大学时期是学习国画的,再之前画油画,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不应该局限于某种媒介,但它也应对某种媒介的行业标准有所了解和掌握,这样才能对作品的完成度有更好的控制。
记者:当时就在关注社会现象这个方向吗?
戴翔:那个时候与其说关注社会现实,不如说是关注个人生存环境,与我有关的。
记者:你从本科学国画的时候怎么就对摄影开始感兴趣?
戴翔:现在反过来看,好像我对摄影从来没感兴趣过,但我确确实实的又是一直在用它来表现。我想我感兴趣的应该是摄影作为媒介适用于我的那个部分。它能准确而直接的传递我的想法。
记者:你接下来的作品还是会以摆拍的形式进行吗?或者是借鉴中国古画来进行二次创作?
戴翔:还是要尊重自己的真实状态,不预设,从要表现内容的出发点来考虑,这是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