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塑造艺术品味的时代早已结束，藏家时代已经来临，文化与创意产业专家Philip Dodd分析正在崛起的亚洲收藏家群体。

　　直到不久前，还是批评家在塑造品味，确定新潮流。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曾经是高名潞和栗宪庭这样的策展人在策划统筹展览，在公共美术馆或替代空间里，将一些具有突破性的艺术家介绍给公众;在西方，是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这样的批评家推动了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发展，使之成为一场伟大的艺术运动。

　　如今，至少在整个亚洲地区，如印尼马格朗、上海或首尔，当代艺术的重要展览在藏家的私人美术馆展出的热度不亚于公共美术馆。现在，收藏家才是艺术圈的品味制定者，他们广受画廊、艺术家、拍卖行和公共美术馆的追捧。甚至可以说，在西方，是收藏家查理斯•萨奇(Charles Saatchi)(而非哪家公共美术馆)促成了达明安•赫斯特艺术事业的成功;在过去的两年里，伦敦最受欢迎的6个展览就有5个是在萨奇的私人美术馆中举办的。

　　艺术品味制造者——亚洲新藏家?

　　在某个层面上，藏家的崛起，尤其在亚洲，可以理解为市场蓬勃发展和公共美术馆基础设施薄弱的结果。我们只需看看中国私人美术馆惊人的发展便知。或许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没人怀疑这些美术馆将影响未来亚洲地区的艺术发展。它们正在探索美术馆发展的模式，而这些模式日后将成为公共美术馆学习的对象。这些私人美术馆的收藏很有可能在未来五十年间成为公共美术馆的支柱。与美国最好的美术馆状况相似，如纽约MoMA和大都会美术馆，私人收藏都是两家美术馆的支柱，而他们至今仍是私立机构。

　　在另一层面上，我们不得不把收藏家在亚洲当代艺术圈的崛起看作是一个简单的历史真相的结果。回顾20世纪，美国的经济发展显然是在二战后。伴随美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它在全球的文化话语权也得到了同样的增长，美国的艺术家和美国的艺术机构(尤其是纽约MoMA)成了全球的品味制定者——而正是那些把藏品捐赠给MoMA的美国藏家的经济力量，成就了MoMA的全球领导地位。与此相似，亚洲在过去30年间的经济增长正导致亚洲文化在全球的能见度不断增长，同时，也使富有的亚洲艺术赞助人更有可能成为艺术圈品味的塑造者。

　　正是这些亚洲“新”收藏家的吸引力，让白立方和高古轩等西方画廊移师东方，以期被这些藏家选中;从德里到新加坡，艺术博览会在亚洲遍地开花;西方的艺术博览会试图吸引亚洲藏家去巴塞尔、伦敦或纽约，参观西方的艺博会;而西方的拍卖行业越来越多地举办亚洲当代艺术品的拍卖——坐落于伦敦和罗马的布鲁姆斯伯里拍卖行(Bloombury auction)正在《金融时报》上宣传它们的一场“中国新兴艺术家作品”专场拍卖。西方的公共美术馆，同样也在转向东方。它们正试图从亚洲招募收藏家，帮自己募集资金以从亚洲获得艺术作品，或让这些藏家捐出自己的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