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公众考古从业者需要具备文化人类学、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法学、博物馆学、新闻传播学、计算机技术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储备，但“公众考古学”仍不是“学”，也不能发展为“学”。因为“公众考古”的初衷是走出学术象牙塔，走进公众。而一旦成为“学”，将再度回归到概念争论、阶段划分，走进另外一座象牙塔。

　　“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弗兰西斯·培根

　　作为一门通过研究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学科，考古学在诞生之后的不到200年之间即重塑了人类对历史的认知。在中国，萌芽于上世纪初的考古学研究更是在重建中国古史框架和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传播和共享上的障碍，人们对这种重要作用的了解并未达到专业研究者的期待。许多公众对中国夏代以前历史的认知仍旧停滞于无法考证的神话传说，甚至是一些专业的历史研究人员也因对艰难晦涩的考古材料无法消化而严重限制了研究进展。正源于此，部分考古工作者不甘于被学界的曲解和公众的忽视，而致力于推动考古成果的转化与共享，以期实现考古学成果和学科价值的更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考古学”作为一个载体浮现出来。

　　什么是“公众考古学”

　　同考古学一样，萌芽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公众考古学”也属于一种舶来品，关于其定义和内涵至今尚无一种统一认识。“公众考古学”一词最早见之于1972年Mcginsey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其本意为依赖于公众的支持来说服立法者和开发者保护考古遗址或者减轻对这些遗址的破坏。此后，“公众考古学”被赋予更丰富的内容，比如考古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考古资源和文化遗产管理保护等等。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公共考古学课程设置中，我们能看出相关研究人员眼中所认为的公众考古学所应涵盖的内容，即考古学与公众关系的历史(比如古物研究、业余考古行为和考古“职业”的发展)、金属探测和寻宝、文物交易、考古资料的归还、广播、流行文学、出版以及电子媒体中的考古、对遗址和博物馆内对考古的公众展示的评论、考古遗址和旅游、流行考古学(比如新异教信仰、宇宙考古等)与学术派考古、社区考古、土著考古、考古学与身份认同(超国家、国家、地区)等内容都被纳入公众考古学范畴。在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一些考古从业者也开展了一系列实践以推动“公众考古学”的开展。1973年，大英博物馆的对外开放被看成是最早的考古文物公共展示机构的公共行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的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期间定期向当地公众举行现场发布会渐趋成为一种习惯行为。在美国的考古工地上，一种由系列讲座、展示、表演和联欢等内容组成的“考古节”为考古工作者和公众进行沟通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在中国，所谓“公众考古学”真正作为一种理念被介绍至中国是本世纪初以后的事情。2002年，宋豫秦发表《走向公众的考古学》一文，指出了受传统思维模式禁锢下的中国考古学所面临的三个问题，即学科自身固步不前、学术成果对其他学科贡献率低、公众对考古学认可率认知率低等问题，他呼吁学界给科普类考古著作者松绑;2003年3月，一些考古工作者和传媒从业人员联合在京召开了“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就如何促进考古信息在学术领域内传播(主要是指考古报告编写问题)和利用传媒工具向公众传播考古学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同年9月，曹兵武在《中华读书报》上发出了“中国亟须建构‘公众考古学’”的呼吁;2005年8月，陈洪波在《中国文物报》发表《考古学和公众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对“公众考古学”发展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思考;2006年，郭立新、魏敏在《东南文化》发表《初论公众考古学》，对西方公众考古学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对如何将兴起于西方的公众考古学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建立中国自己的公众考古学进行了一些探索和思考;2007年，周晖、方辉译校了美国公众考古学研究者尼克·麦瑞曼在其主编的《公众考古学》一书的序言——《公众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调和性》，将国外学者对公众考古学的一系列较为成熟的认识，诸如公众考古学的提出背景、内涵、研究目的、所需面对的问题等进行了介绍;2008年以来，拥有留英考古遗址管理教育背景的青年考古工作者范佳翎在各种场合积极宣传推广“公众考古学”理念，并试图说服一些地方考古研究机构开展向公众开放考古现场的尝试。同时，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陆续成立了公众考古研究中心，一些博士、硕士毕业论文开始将公共考古或公众考古作为自己的主攻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