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8日-6月29日，四川美术学院协同四川渠县博物院共同邀请组织了国内各高校及机构艺术史、考古学研究学者对渠县城坝遗址、渠县汉阙遗存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在渠县博物馆详细考察了当地近年所获汉晋时期石人、石兽以及石阙残件。

　　一

　　学者们并于6月30日在四川美术学院虎溪校区举行“中国早期艺术与汉代建筑学术讨论会”，会议发起人，四川美术学院秦臻指出，此次会议以沙龙的形式，通过个案研究与问题讨论，聚焦于中国早期艺术与汉代建筑等诸多方面，希望以此引发学术界对艺术史研究的问题、方法的深入思考，同时在考古学、艺术史、社会史以及人类学等多学科、多角度的视野中寻求新的切入点和突破，以及在风格分析，图像学研究等范式之外的适应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的方法和途径。

　　会议以北京大学朱青生的专题演讲“形相秩序——沂南墓重新调查及研究”开始。朱青生以“形”和“相”概括了汉代画像的两个属性，并总结出了汉代墓葬艺术中的十个层次关系：线条与画面的关系，画面与图形的关系，图形与形象的关系，形象与图画的关系，图画与图像的关系，图画与它所在方位的关系，图像与非图画构成的整体关系，整体与墓葬的关系，墓上与墓下的关系，墓葬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单独对一样东西的研究可以看作为“形学”，关联关系的研究可看作“相学”。对于沂南墓的图像，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每个图像之间都有关联，而朱青生认为可能仅仅是部分图像之间有关系。墓葬中不同的物品之间有各自的“形相关系”，有补白、象征性的标志作用，它们体现了理想图象、权力结构、生活规律等三种秩序的交替辅陈。

　　朱青生指出：墓葬是通向神圣的圣所。人最后可能会获得最终的自由，变成人与自我最高理想所显现的觉悟，这些觉悟在沂南墓中能看到细节。学者在对墓的营造思想进行分析的时候，也应该从事件的本质和人的本性出发，对人性当中的爱欲、生死、差异性表达进行研究，从而对营造的基本思想进行把握。他还将汉画表现方式主要分为符箓、神祗、叙事、装饰四类，从汉画形相对秩序的遵从和逐渐发展中表现为对秩序的超脱。因此，研究的问题也需要用到人类学的方法来介入。

　　在墓葬研究当中，朱青生提出“藏府理论”、“疑斧理论”以及“虱轮”现象。“藏府理论”指墓葬的空间根据使用的功能可以分为两种：被用作物品储藏的空间和还原墓主人生活场景的空间。“疑斧理论”是指学者在对一个事物进行判断的时候，他会受到个人文化背景和当下周边环境的影响，从而作出主观化的判断。“虱轮”现象，在“疑斧理论”的基础上，人因为主观化的判断产生和事物本质严重偏离的一种现象。

　　二

　　会议由三个主题讨论会构成，第一场讨论的主题围绕汉代的地面建筑，尤其是目前保存数量较多、保存状况较好的汉阙。

　　山东和川渝是目前汉阙保存相对集中的两个区域。天津美术学院姜彦文通过对这两个区域汉阙的观察研究，以“汉阙研究的问题”为题发言。通过对武氏阙的观察他认为阙建立得目的在于提示我们它是墓的大门，然后是丧家对亲人进行祭拜的活动场所，而阙身上的图像是某些观念的表达，因此，姜彦文总结出它的三个意义：彰显权利，彰显孝心，表达观念。除此之外，他还从观看性的角度出发，指出阙和墓建造之初可能就考虑到某些结构和图像是很显著的要展示给人们观看，而某些结构是有意处理后显得不太突出的。另外，姜彦文还讨论了阙是模仿现实还是创造性设计的问题，他指出阙顶模仿建筑木拱的部分提示我们它借鉴了建筑，但祥瑞、异兽等图像的存在又告诉我们它不属于现世，它更多的展示了一种具有自身独立语言的雕塑体的特性，它用石头这种材料来象征永远的权利，永远的道德，持续的祭祀功能。

　　四川美术学院秦臻则讨论了渠县沈府君阙及其墓园，他在“绕墓筑垣——探访沈府君阙垣址”中提到：长久以来，沈府君阙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单个阙体本身、图像及其著录等方面，而对周边环境、墓葬、神道及其石刻之间的相互关系观察甚少。秦臻关注到了相距不远的蒲家湾无铭阙，从两处墓阙的距离，方位及其相邻墓葬遗址位置关系等角度，提出了它们二者之间是存在一定的相互关系的。而且，蒲家湾无名阙、沈府君阙的形制，图像等内容反映出了其在赞助人、工匠、营建等方面相似性。并结合实地勘察结果和文献记载，提出当地豪强沈氏家族墓地营建规模及其墓垣原址的问题，并认为现存沈府君阙及蒲家湾无名阙或共为沈氏家族墓地墓阙，对其勘探研究可为复原汉代墓葬及墓垣原址提供惨参照。

　　与阙一样，碑也是一种重要的地面遗存，而且往往共同组成了汉代陵墓地面设施，针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央美术学院的王磊以“阙与碑——从山东莒县孙熹阙到重庆云阳景云碑”为题进行了发言。他谈到汉代包含有阙、碑、石祠、石兽这样一套完整的神道石刻“标准配置”的现象非常罕见，目前仅在山东武氏家族墓葬有出现，其他地方很少出现这样完整的神道石刻配置，而四川渠县则更多的是有石兽和阙的出现。另外，通过对孙熹阙和重庆云阳景云碑的研究，他就孙熹阙出现“穿”这一类常出现在碑上的结构现象，谈到了阙和碑得定义以及边界有着模糊性和歧义性的问题，而同一建筑还有着多重身份的可能性这样的问题。

　　图像是汉阙的重要内容，成都博物院苏奎的发言题目是“汉阙的四神表现方式”。苏奎就汉代四神的含义、表达方式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汉阙上四神的表现方式不同于画像上锁体现出的的平面关系，汉阙上的四神体现了空间转换关系，而汉阙上的四神表现方式还与神道的方位密切相关。并且，渠县地区出现的青龙、白虎衔绶带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它们与铜镜上的龙虎表现形式均是受汉代视死如生观念影响的产物。

　　中央美术学院郑岩对四位学者的发言进行了评议。郑岩指出：阙是一个符号，体现了边界、穿越、开阖关系。从营造的角度出发，郑岩认为前人在营造阙、碑、石祠等地表集群建筑和地下墓室的时候，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如何统一规划和修建它，之后才会考虑图像和细节的问题。我们从同样的角度出发，去思考它首先是如何规划和设计的，然后会才会涉及到形制、画像、细节等诸多因素，从这个方向进行思考，我们可以在原有的角度上得到新的路径。通过四位学者的发言，郑岩还指出他们现有的研究方法和范式已经有所突破，苏奎用更精细化的方法结合图像、平面、空间、方位拓展了了研究空间;姜彦文从人类体验方式即观看的视角入手，体现了人类学的方法;秦臻从阙的方位关系、墓垣原址问题的研究体现了考古学与人类学方法的结合;王磊可以进一步探寻造成碑、阙定义和身份产生模糊和歧义性这一现象背后的动因。

　　第二场讨论会的主题把听众的视线从地上带到了地下，在已发掘的古代墓葬中，汉墓的数量无疑是最大的，也是讨论汉代艺术的重要对象。在方法和方式的层面，当代科技的进步也为古代艺术的研究带来了新方法，提取出了更多的信息。通过数据扫描的方式，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和安丘市博物馆合作，建立了董家庄汉墓的3D模型。为此，北京大学郑亚萌为我们带来了“安丘董家庄汉墓三维模型展示汇报”。她主要就模型的三个功能为我们进行了演示：墓室空间结构的展示;墓室中图像的细节信息;墓室中石块方位自由组合调整功能。通过以上三个功能，学者可以很清晰的对墓室中每一处空间的结构，墓室中每一处图像的编号、石质、著录、收藏地等信息进行提取，也可以对方位尚存疑问的画像石进行自由的调整，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来自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魏离雅以“长江以南的墓葬类型与汉末交通史”为题进行了发言。她从怎么去理解边界上的刻石传统这一问题出发，利用空间与地理的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选取了以岷江支流上的宜宾黄伞崖墓群，赤水河下游的马鞍山崖墓群，岷溪河上的七个洞崖墓等为代表的云贵高原至四川盆地的一级与二级支流上的崖墓群，从开凿时间、墓的型制、图像、题记的比较出发，得出一级支流与二级支流、支流上下游的崖墓在多层门、墓道形制等诸多方面是有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这也和汉末郡县分布、人群活动区域、交通交流有一定的关系。

　　器物是墓葬美术中的重要内容，四川大学王煜的发言题目是“再论马王堆帛画——地域信仰传统的整合”。王煜从考古学的角度和方法出发，认为马王堆帛画中心的双龙穿璧图像应是阊阖(璧门)的表现，其上的平台为昆仑悬圃。整个帛画描绘的是西汉前期楚地文献中 “阊阖—昆仑—天门—天帝”的升天信仰。西汉早期源自楚地的昆仑信仰中或许结合了源自东方的东海求仙信仰，这种生硬的结合有其时代背景，在东汉以后形成东西两边神仙信仰的对立统一模式。

　　汉代流行的画像砖艺术，在后代也有表现，那么两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又有什么样的差异?以后观前，又能得出什么样的新认识呢?对此，中央美术学院耿朔以“同形异质:汉代、南朝墓葬画像砖之比较”为题进行发言。耿朔认为，汉代与南朝的画像砖虽然有着大体相同的制作和砌筑方式，但所涉及的墓葬等级和文化取向却有很大差异。它所涉及的是表现在榜题、铭文等材料背后的知识生成的过程，它体现了题材跨越政权反复出现的现象，这当中体现了艺术的自觉，同时也暗含了一套隐秘的丧葬文化体系观念。

　　北京大学朱青生对四位学者的发言进行了评议。朱青生首先在方法层面提到我们所使用的方法多来自于西方，但对于西方的方法我们一方面要继承和学习，一方面要警惕，要在继承、学习的基础上去突破。他以图像学为例，提到图像学必须有图像和文本的对照，否则就很容易产生偏离。因为中国艺术史所需要用到的方法是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涵盖不完全的。接着，他指出魏离雅通过空间与地理的分析方法，为我们展示了更多的研究方法，她提出的墓葬空间的二次发展是在次要的墓道进行，为什么到了次要墓道要用专门的方法建造是值得进一步去研究的问题。郑亚萌为我们展示的3D演示模型在技术的层面可以为艺术史研究作更多的实验性的探索。王煜的报告使我们产生疑问为什么会有蓬莱仙山到昆仑山的转移，马王堆是在变之前还是变之后，我们可以从文献交通的角度去延伸思考。耿朔对南朝和汉代画像砖的对比，从技法的、地理空间的角度研究印证了社会朝代发生变化后会形制依然会延续很长时间不变这样一个社会学理论。

　　第三组讨论对汉代艺术进行了名物研究，并将视野扩大到同时期的西方艺术，表明了汉代艺术的研究在纵向深度和横向广度上都有很大的突破空间。

　　北京大学刘冠发言题目是“汉代栾栱的符号意义初探”。刘冠从建筑学的角度切入汉代栾栱研究，他对四川荥县石棺栾拱图像、山东邹城画像石水榭、徽山两城镇画像石水榭、乐山柿子湾、内江崖墓、沂南汉墓，以及诸多具有栾拱结构的陶楼进行梳理，对斗拱的起源、栾拱至卷杀栱的演化方式进行了阐释。他还从建筑学的角度就中国传统木质建筑的材料、承重等方面进行说明，用西方建筑的木架构与中国抬梁式木架构进行对比，也对U型弯举栾栱进行了细致分析。他认为他认为栾拱以及栾拱符号从结构上呈现出了一种向上的力量。

　　北京大学徐呈瑞以“朱鲔石室所见饮食器物初步考察”进行发言。他以复原的线描图作为材料出发，从宴饮场景所在空间的建筑结构、高度，人处于石室中的观察视线，建筑空间与十四幅宴饮图像的关系等角度进行了细致分析，另外，他在更加清晰完善的材料基础上通过对图像中的汲酒器、承旋、樽等器物的分析，对图像的整体性观看和器物的名物对应研究上提供了尝试。

　　最后发言的中山大学周繁文曾留学意大利，她以“纪念之门——罗马早期帝国的拱门与凯旋门”为题进行发言。周繁文对早期罗马帝国拱门起源、形制、分类、结构、装饰、功能进行了阐释。就“纪念门”的修建目的，她指出这与帝国的政治宣传政策紧密相关，纪念门极少数是个人捐资修建，更多是元首、元首家族或者元老院修建。在“纪念意义”层面，她谈到有一类“纪念门”的修建目的是纪念军事功绩，而大家所熟知的“凯旋门”也兼有仪式功能，必须是经过特定的游行仪式才会成为“凯旋门”。通过罗马“纪念门”与渠县汉阙的对比，她从汉阙祭祀的功能性出发，谈到汉阙背后所涉及到的家族观念，建造当中涉及到的出资人、订购人、工匠等问题，提出了对比性的观点。

　　天津美术学院的姜彦文对三位学者发言进行了评议。他指出刘冠对栾拱细节的讨论，从建筑学、符号意义上的角度给予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徐呈瑞从图像和空间关系的层面，从具体器物类型的角度拓展了了研究空间;周繁文从罗马“纪念门”的角度出发，对比渠县汉阙，从汉阙背后的工匠、赞助人、家族等角度出发，从东西方对比的角度给我们带来了更宽广的视角。

　　三

　　最后，四川大学霍巍对讨论会进行了总结。霍巍认为考古学、美术考古、艺术史在方法上有着紧密的联系。现今的研究对丧葬的观念风俗、礼仪制度等越来越重视。他从方法的层面谈到近年来西方考古理论和技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传统的考古学的方法需要结合更多的人类学、美术史等学科的方法，才会有更多的延伸研究空间。本次讨论会发言的学者有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有从考古学与人类学结合的角度出发;有从地理与空间的角度出发;有从科技技术的角度出发;有从知识生成过程的角度出发;有从建筑学、建筑空间和图像的对比角度出发;也有从东西方对比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野。最后，霍巍提出我们在进一步做研究的时候可以进行问题的预设，用考古学、人类学、艺术史的方法通过材料去解决时空关系，去拼缀过去的事件。在此基础上和艺术史相结合，对文献之外的事件进行解读。

　　本次研讨会来自国内各高校及机构艺术史、考古学研究学者围绕汉代地面建筑、汉代地下墓葬、汉代名物等三个主题进行了发言，学者们聚焦于汉阙图像、汉阙空间与方位、神道石刻配置、墓葬与交通、墓葬观念结合考古学、艺术史、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的方法，多方面多角度的拓展了研究的空间，而他们所贡献的研究方法与范式也为中国早期艺术与汉代建筑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参考。